第一百八十二章 不得不变（1/3）
“20世纪80年代初，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：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理论体系。尽管当时对于中西医本质上的区别，仍然缺乏哲科的深刻认识，但是对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，日渐引起术界的高度关切与质疑。1982年卫生部明确做出“振兴中医”，“保持发扬中医特色”的决定。同年，年国家宪法写入了“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”规定，1991年国家又将“中西医并重”作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。然而，中医西化之势依旧故我，固若金汤。这究竟因为什么呢？”
“辛亥革命百年以来，在中医问题上以行政方式推行的近代科主义的做法，突出的有四次。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“壬子癸丑制”确立华夏教育的制系统时，“漏列中医”的事件。第二次是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，余云岫提出的《废止中医案》。第三次是1950年卫生部主要官员采纳余云岫的《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》，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西医基础医改造中医的做法而推行的“中医科化”运动。第四次是1958年以来在“中西医结合”名义下所推行的，达半个多世纪的“中医西化”。《医医》对四次近代科主义的做法，是这样概括的：漏列的要害是废除，废止的重点是挖心。改造的目的是西化，结合的本质是改造。尽管四次近代科主义的做法花样各有不同，但是其矛头统统指向了中医的核心——基础科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。当中医的核心在西化与改造中消亡之后，中医的生命力便彻底地宣告终结。
如果将四次近代科主义思潮的做法联系起来看，人们不难明白，这些做法,其实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“灭汉兴洋”的悲剧在中医故乡的重演。废除—挖心—改造—西化，是华夏对中医实施的“灭汉”四重奏。与日本的“灭汉”相比。只不过调子缓和了些，麻痹性强了些，时间拉得了些而已。
除了近代科主义思潮之外。在华夏铸成中医西化不归路的，还有一个“型性的化”的问题。
所谓“型性”，指的是初衷或愿望的确是美好的、善意的,但是不明白化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。不了解中西医各自内在的本质特点。所谓“化”，指的是利用政治号召和行政包办的方式，来规定中医术发展的方向与安排的做法。它违背了中医术发展的内在科规律，也为术界的反思与讨论，改革与调整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或困难。这就是从1958年起，在“中西医结合”名义下所造成的中医科研、教、医疗诸多领域的严重“西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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